“可是，我兜里揣着婚姻介绍信，我是来和他结婚的，我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尽管我们并没有入洞房，可是没有什么不同。没有退路。退回去比现在还糟糕。当天晚上，我们就结婚了。看来他作了不少准备。我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化妆，我没有亲人更没有好友在旁边，匆匆忙忙，公事公办地掀开了我人生崭新而重要的篇章。”
“结婚刚两天，我就要走，尽管心里有对王立的歉疚。第四天早上，我这个没有新婚感觉的新媳妇就离开新婚丈夫走了。当我重回北京再见到王立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在我心里，离婚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
“当时，我正在拍摄《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这三部影片对未成名、在北京还谈不到立足的我来说是背水一战。我倾注了全部的心力。我和王立的要求越来越有距离。在分别一年之后，他要的是一个媳妇和一个温暖的家，而我要的是奋斗，要的是成功。没有经过表演学校训练的我如牛负重，举步维艰。我身心都腾不出一点空来去顾及王立。我们的隔阂越来越深。我越来越不想回家了。每天总是找人替我向王立请假晚回家。家庭对我来说太局限了，远不如我自己一个人来得自由自在。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总是吵架，总是吵架。”
“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本来就有心理障碍的我此时更不能接受夫妻间的亲热，王立的满腔热情遭到我前所未有的抗拒。经过长时间的搏斗，他恼羞成怒，打了我一记耳光。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离家出走了。我的出走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全厂的人都同情我，只有我心里同情王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刘晓庆说到这里，叹了口去，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跟黄奕华说这么多。
在这个年代，离婚绝对是件轰动性的大新闻，自离婚以来，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除了社会上的，还有家里的，可是她从来都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今天见到黄奕华，却不知怎么回事就把所有的苦恼都说了出来。
“就这样，你们离婚了？”黄奕华听到这里，也是叹了口气。
“我既已出走就不想再回去了。长痛不如短痛。好马不吃回头草。所有的东西全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要。你可能想象不到，当时我的身上只有3元7角钱。连牙膏、牙刷也没有，唯一的安慰是每个月50元的工资。可是当时离发工资的时间还早。我认识到又面临一次新的冲刺。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尝到拮据的滋味，当然我也从来没有富裕过。下农村时我是月工资29元5角，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发工资的那天我上街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作为自己第一次挣钱的纪念。后来参军入伍，津贴是每月6元。由于是女兵，有卫生费，每月实发6元7角5分。后来提了干工资是56元，转业后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资是50元。”
“出走的时候我已是一个电影明星。我已得过奖，上过报纸，赫赫有名，我只是还没有调到北京。可是我没有钱，甚至没有钱吃饭。我开始不吃早饭，中饭、晚饭都去别人家蹭饭吃。当时王立到处打电话找我，大概是想给我送点钱或是衣物来，可是我让他找不着。我离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都津津乐道地争相议论。“文革”后中国电影恢复以来，还没有一个电影明星像我这样公开离婚。”说到最后，刘晓庆的语气中带了些自嘲。
“其实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你又从新获得了自由。而且你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能力了。”黄奕华耸耸肩说，其实到了此刻，黄奕华对刘晓庆已经有了一丝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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