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山看看表，已经十二点，甩甩手说：“糟了，只顾听这个女人唠叨，正事耽误了。”
任凭问什么事？李南山说：“有事求你。”
任凭说：“你求我？我不信，你有啥事还用求吗？咱们是什么关系。”
李南山说：“真的，不是我求你，而是一个朋友求你。”
任凭问：“啥事儿？”
“办证的事。”李南山轻描淡写地说。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只要没什么大问题，只管办了就是了。”任凭说。
“要不明天我去找你吧。”李南山改变主意说。
“明天吧。咱们也该走了。”任凭说。
“归来兮！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姑娘们，发工资了。”李南山说着掏出一打百元的钞票。
“你不是说交过钱了吗？”任凭说着，也掏出了钱，“我来吧，你已经出过五百了。”
“今天是我请客，你把你的钱收起来。”李南山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
丽丽见此情景，又娇声连连，滚进李南山怀里，“哥哥、哥哥”地叫个不停。
娇月却坐在任凭旁边没有动。
李南山抽出六张新版百元的人民币，分发给了丽丽和娇月，丽丽拿着钱，高兴得手舞足蹈，双唇立起凑到纸币上亲了又亲，象是亲自己的孩子，一边亲一边说：“乖乖，你真好。”
李南山说：“快滚你的吧！它好，我不好。你跟它过去吧！”
丽丽将手中的钱扬了扬，然后又横向挥了挥，最后又作了个飞吻的动作，口中“白白，白白”地叫着就走了。
娇月也轻轻地和任凭道了一声别，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李南山见他们都走了，大声说：“见面笑嘻嘻，搂着象夫妻，小费挣到手，去他妈那个×！形象不形象？”
“你咋恁多词儿呢？”任凭说，“少废话，快走吧。”
二人走出歌房，见红红的出租车在门口排了一溜，任凭和李南山上了最前边那一辆。
司机问了地址，就发动了车子。
“任凭，你该拿个照了。这样多不方便。”李南山向里欠了欠身说。
“我想也是。但现在忙得那么很，根本没时间。”任凭说。
“我给你办一个吧。你可以不用进驾驶学校。”李南山随口说。
“不进驾驶学校怎么办？那不成了买的了吗？”任凭吃惊地问。
“说穿了就是买的。你想，政府那么多官员，只要是有头有脸的，这局长那市长的，谁没个驾驶执照？你又见谁进培训班学习了？都是找熟人弄来的。况且官当得越大，弄执照越容易，杀人都能摆平，弄个执照算得了什么。”李南山滔滔不绝地说。
“那你说就没有王法了？那样的话国家不是乱了套了？”任凭见识少，不相信有这种事。
“你没看过戏剧《七品芝麻官》吗，那个诰命夫人咋说的？‘老娘我不要王法了’，她才是个几品官？在中国是权大于法的。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国情。”李南山振振有词地说。
已经晚上十二点多了，街上行人少起来，车也较白天少多了，所以司机将车开得很快。
进入一条较宽的马路后，任凭看到前方的路中间好像躺了一个人，就跟司机说：“那里好像有个人，停车看一看吧。”
男司机说：“千万不敢！你知道那是咋回事？那是十一点多的时候撞倒的一个人，肇事车跑了，当时那人还活着，但路过的车没有敢停的。为什么？谁停了，谁就倒霉了，说不定就说是你撞的他，这种事说都说不清。前几天的报纸上不是登过这样的事吗？一个好心的司机救了人，把伤者拉到了医院，把自己的钱都垫上了，结果要走时，伤者的家属却不让他走，你猜家属怎么说？他们说：“你走，撞了人还想走？’司机说：“我好心把你爹拉到医院，又垫了钱，你们连一句感谢话都没有，还说我撞人，你说还讲理不讲理？’家属说：“不是你撞的，是谁撞的？人家怎么不把我爹送来？我就不信有恁好的人！’”“结果呢？”任凭急于想知道结果。“结果被撞的老头也一口咬定是他撞的，算是没辙。最后交警也不好认定，进行调解，各出一半医疗费。就这家属还不满意。你说这算什么事！唉！现在的社会风气就这样。你看，这好人能当吗？”男司机感叹地说。
“这种事肯定有，但世上还是好人多些。况且大部分情况还是好心得好报吧。”任凭说。
任凭想起了前几天看到报纸上讨论的一个命题，叫做《市场经济就会带来道德沦丧吗？》，文章正反两种观点各执一词。
也许这是个悖论，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无法相交一样。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道德沦丧，贫穷落后才会憨厚朴实。
任凭忽然又想起了刘咏梅这个可怜的女人，就问李南山：“南山，有一个问题你一直没回答我。今天见到刘咏梅去做三陪，我就又想起来了。柳钦佩到底是咋回事？”
“咋回事？现在正好有时间，我就给你讲讲吧。说起来寒心，都是大学毕业，有的飞黄腾达，有的却穷困潦倒，郁郁而死，这个社会，残酷啊！柳钦佩家是豫南农村的，家里很穷，从小死了爹娘，跟他的叔父长大，很不容易。但他也很争气，虽说自己笨点，但是笨鸟先飞，复习了三年，终于考上了黄河大学。咱们是三班的，他是二班的，我为什么对他那么了解呢，因为那时我是咱年级的生活委员，谁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都找我，柳钦佩的生活补助是咱们班最高的，是每月二十块钱，我记得你的是十一块吧？
我的是九块钱。
也许是家庭背景的原因，柳钦佩性格孤僻，很少跟别人来往，但是我了解他。
那是他心里有种深深的自卑感，其实上大学期间他还是很争气的，学习也不算差，得过两次奖学金，当过一年优秀生，写过小说和诗，还在校刊上发表了，得了几十元的稿费，记得当时他还用那稿费请我去外面搓了一顿，那天我们俩都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我们俩上课都迟到了。
上学期间没什么，它跟别的同学一样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成绩不说很优秀吧，起码也是中上等。
关键是毕业分配，有一件事办坏了，影响了他的终生，包括现在的结局都和那件事有关。
就象作家路遥说的那样人生在关键的时候只有一步，一步走错就会影响终生。
我们毕业那年不是双向选择吗，第一年双向选择，省教委在我们系试点，你也知道，实际上那时中文系非常吃香，国家正搞改革开放，机关人员的素质急需提高，需要大量的文秘人员，咱们可以说正当其时。
当时很多单位都来咱们系要人了，有的还开着小车，搞起了人才争夺战。
系里把要人的单位公布出来，然后让毕业生报志愿，柳钦佩问我想报哪里。
我家就是本市的，当时家里人已经给我联系好了单位，就是现在的司法局，一切都说好了，我父亲跟系里也打了招呼，就差走过场了。
我就说我想报市司法局。
他说他要报省政府。
我当时劝他说：“根据你的条件，你不应该选择那么高的单位，第一，你不是本市的，这可能对你不利；第二，你不是班干部，没有很大的优势；第三，你的成绩不是很突出，竞争力不是很强。再说，说不定那是谁联系好的单位，已经名花有主了，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我说你还是找一个豫南的好单位进去，象公检法司之类，单位又好，竞争又不是很激烈，你在省城争什么？’结果他没听，心太高了，属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那一种。结果是什么呢？可能这事你也知道，省政府要两个人，一下子报了十个人！柳钦佩无论从学习成绩、系领导推荐等各方面都没优势，又没有什么关系，落选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最后学校分配了，那时真好，双向选择选不上，国家还给你找单位分配。现在就没那好事了。学校把他分配到了他老家县城的一家文化单位，可能这家单位很穷，但是是事业单位，财政全供的那种。
要说这也可以啊，起码工资不愁，月月都有钱，但是他还是犯了老毛病，心高，也可能是当时省政府和县城的文化单位之间反差太大，他接受不了。
于就没有去报到，户粮关系和派遣证揣在自己手里好长时间，要说没去报到还有办法，当时可能他不知道，可以改派。
到省教委说说，给改一下就完了。
他没想到这条道。
结果倒霉的事又发生了，有一天，他掂了提包等车，想去学校再问问看能不能找个单位安排工作，这时车久等不来，就把大包放到地上歇一会儿，这时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问路，他就给他说了说，这个年轻人好像耳背，费了好大劲才听清楚，最后又和他聊了几句，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又等了一会儿，车终于来了，他去掂皮包准备上车，一转身，皮包却不见了。
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刚才问路那个人是在演双簧，另一个小偷趁机把包掂走了。
当时柳钦佩眼前一黑，差点晕倒，向四周看看，除了匆匆赶路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汽车，哪里还有自己皮包的影子！
哭都没地方哭去。
钱财不要紧，那里面装着他的户粮关系和派遣证！
按理说户粮关系丢了可以补啊，那时他就那么傻，想着一切都完了，好在身上揣着的毕业证没丢。
可是在中国当时的体制下，户口、粮食关系、工作关系那是一个人的护身符啊！
没有那些东西寸步难行。
于是他就到处流浪，刚开始在一个民办中学教了两年语文，后来嫌工资低就不干了，又到一家企业搞推销，但是又不是那块料，推销了一年业绩最差，就被辞退了。
想着辞退后干脆自己干吧，老家的同学帮忙贷了款，做玉雕生意。
因为他们老家产玉石，玉雕业很发达，从那里买了来省城卖。
刚开始生意还不错，但是后来出了件事差点让他倾家荡产。
一天他拉了十几万元的一车货运往省城，半道上司机瞌睡，汽车一下子翻进了沟里，一车玉雕几乎全部摔碎，人也受了伤。实际上那时他就自杀了一回，被人救活了。没办法，生意做不成了，老家的同学还到处找他要账。没办法就四处躲避，靠咱们同学的帮忙度日。后来国棉八厂招农民工，我给人家说了说就让他进去了，人家挺高看他的，就让他到了厂法制科。后来想着他是中文系毕业，又把他调到办公室搞材料。本来干得好好的，他偏偏老毛病又犯了，处处高傲，还跟办公室主任干了架。这两年国有企业形势不好，大量裁员，他就给裁下来了。裁下来后一个月发二百块钱，后来工厂没钱，连这二百元也不发了。本来现在下岗也没什么，下岗后自己可以找活干哪，政府还给好多优惠政策。但他心灰意冷，整天闷闷不乐，在家喝闷酒，老婆也没正式工作，见他这样能不生气吗？两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时间长了，他身体就出了毛病，得了肝炎，没钱治病，就那样熬着。前几天他去你那里借钱，不知道鼓起多大的勇气呢。”任凭深深地感到遗憾，自己当时怎么没问清楚柳钦佩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要知道是这情况，自己说什么也得给他凑上几百元钱啊！
真是的。
柳钦佩也太要面子，到这一步了还说自己是考研买书用钱，还说就差十元。
你说差一百元不行吗？